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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0-25 12:13:14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的组织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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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会的宗旨是：促进中国听力医学、康复医疗、科研教育事业发展，筹集善款，帮助更多的聋人听力、语言康复。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始终恪守本会宗旨，积极倡导听力保健意识，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多方筹措慈善资金，配合政府有关部门在防聋治聋科普知识宣传、扶贫济困、安老助孤等多项公益性服务活动中，充分发挥自身特殊的社会职能，为改变我国“十聋九哑”的局面做出了应有的贡献。特别是发起的中国儿童听力保健万里行活动，对于增强群众防聋治聋意识，起到了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得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评价。

基金会接受海内外热心于公益事业的企业、社团及个人捐赠，所募资金用于资助贫困地区进行听力现状调查、普及听力保健知识；帮助贫困聋人进行康复医疗；资助设立听力医学研究机构，进行有关基础理论和临床医学研究；资助听力学专业人才培训、设立听力康复语言培训机构等，设立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奖，表彰为我国听力医学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士。

在新的征程中，理事会将一如既往地保持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遵循本会宗旨，努力推动防聋治聋工作，提高人们听力保健水平，使“十聋九哑”的局面逐步得到改善。通过社会倡导资助与服务，传递爱心与善心，促进听力障碍者自我发展

能力的成长。

强化防聋治聋，促进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研事业的发展，使更多的听力障碍者受益。资助贫困社区的听力障碍者，特别是贫困地区聋儿；

资助为贫困社区中的穷人提供技术性服务的专业人士和基层组织。将用全部的热情和爱去帮助那些贫困地区的聋人；

将在社会公众的关注下竭尽所能去帮助那些听力障碍的人们。标识中心形似三块听小骨又象形两只耳朵。上部呈球面的放射状线条为纵向传导声波，寓意失聪者在社会关爱下听力语言康复后的美好前景，下半实体圆象征充满着爱的坚实大地。

英文字母书写的“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环绕外周，象征着基金会在接受全社会帮助的同时也关心全球听力事业发展。主色调蓝色象征爱心的博大和深远。邰丽华

邰丽华，宜昌市特殊教育学校毕业，聋哑人舞蹈家，全国政协委员，无党派人士，中国残疾人艺术团团长、舞蹈演员、艺术总监，中国特殊艺术协会副主席，全国青联副主席。

邰丽华2岁时就因发高烧注射链霉素而失去听力，从此进入一个无声世界。但她以独特方式创造艺术，15岁成为中国残疾人艺术团的领舞演员，1994-1998年湖北美术学院本科毕业，1998-1999年武汉第一聋哑学校教师，1999-2003年进入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艺术团，2002年8月调入北京中国残疾人艺术团，担任演员队队长，同时兼任中国特殊艺术协会副主席。28岁成为艺术总监，塑造了特殊艺术经典《我的梦》。她领舞的《千手观音》在2004年雅典残奥会上震撼世界，在2005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演绎舞蹈“千手观音”。被评为《感动中国》2005年度人物；她创编并主演的精缩舞剧《化蝶》轰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

她是努力“发声”的妇女委员、残疾人权益的维护者。在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邰丽华的提案都与残疾人的权益保护相关。今年，她将提交三份提案：将特殊教师资格纳入到教师资格证中；将致聋基因的检查放入婚前或孕前的检查项目之中；以及建议中央电视台率先将新闻联播和重大活动的直播进行字幕同步。

邰丽华曾在2009年两会上提交了一份关于允许残疾人驾车的提案，在第二年，公安部就放宽限制，五类残疾人可申领驾照；2010年两会，她呼吁将残疾儿童筛查纳入常规检查，早发现、早治疗，如今也已在各地落实。

“爱，让你听得见”邰丽华写下这一行字。

大事记

2015年12月，基金会向赤峰市残疾人联合会、宁夏回族自治区残疾人联合会捐赠了价值125万元人民币的图书，用于两地特教学校师生阅读。

2015年5月9日，基金会与中国市长协会共同举办了第四届 “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慈善之夜活动。北京延安儿女联谊会会长、中国著名政治理论家之女胡木英女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际交流部主任许朝友先生，中国儿童罕见病公益基金秘书长范笑天先生等被评为2014年度志愿者。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希望工程创始人、著名公益人徐永光先生，著名媒体人、新华社主任记者唐师曾先生，著名演员王志飞先生，老牛基金会理事长、大自然保护协会亚太首席代表、著名公益人张醒生先生被评为荣誉志愿者。

2014年5月23日，基金会与中国市长协会在中华世纪坛共同举办了 “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慈善之夜，活动对2013年为中国项目做出贡献的政府领导、社会名流、爱心人士给予表彰并对于今年的项目进行了宣传。北大后EMBA学院捐赠人民币200万元专项基金用于斯达克“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共同开展听障人士救助活动。此次活动邀请到元勋后代之女李敏女士、之女刘爱琴女士以及前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先生、原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先生、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际交流部主任许朝友、马艳丽高级时装定制中心董事长马艳丽女士及北大后EMBA促进会的优秀学员等。活动共募集善款约294万元用于救助贫困听障儿童。

2013年5月15日，基金会与中国市长协会共同举办了 “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慈善之夜活动，对做出贡献的政府领导、社会名流、爱心人士给予表彰。此次活动为功勋志愿者颁发了奖牌及证书：元勋后代女儿李敏女士、女儿刘爱琴女士、侄女周秉德女士、陈云女儿陈伟力女士。同时还邀请到前驻美大使李道豫先生、凤凰卫视资讯台总编辑、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先生、前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先生、原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先生、著名作家学者易中天先生、菊香书屋有限公司董事长孔东梅女士、国家射击队总教练王义夫先生、马艳丽高级时装定制中心董事长马艳丽女士、著名羽毛球运动员谢杏芳女士、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先生、中国银泰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沈国军先生担任荣誉志愿者，并向他们颁发了荣誉志愿者奖牌及证书。

2012年7月，与美国斯达克听力基金会共同在华展开斯达克“世界从此欢声笑语”中国项目。本次活动救助听障人士6338人，捐赠助听器12830台。

2012年7月，基金会向沈阳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总价值100万元助听器，向贫困县漳武县捐赠总价值27万元助听器。

2012年3月，“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与中国妇女报社、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群众工作局、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中国市长协会女市长分会在北京举办“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公益之夜，500名女性企业家及爱心人士出席活动，募集善款200万元。

2012年3月，基金会与光华基金会合作举办了“爱未来”慈善书画笔会，邀请知名画家亲临现场。捐助名人字画26幅，纪念110周年书画作品178幅。

2012年，基金会设立联邦快递专项基金，向基金会捐赠人民币100万元，指定用于贫困聋儿救助活动。

2011年9月，Sonova听力集团在基金会复聪教育基金中设立“Sonova奖助学金”，支持首都医科大学生物医学工程学院举办听力学教育，鼓励从事听力学研究及应用工作成绩优秀的青年学者、学生。

2011年7月，复聪教育基金在安徽举办“爱要让你听到”公益培训活动。培训历时3天，共为246名来自基层一线康复教师进行了培训。意在提高听力语言康复教育质量和康复教育的专业化水平。

2011年2月，老牛基金会向“女市长爱尔慈善基金”捐款100万元，用于贫困聋儿人工耳蜗植入资助。牛根生理事长与陶斯亮理事长进行了捐赠仪式。该项目得到北医三院、宝迪康公司的大力支持。

2010年，万敏向基金会捐赠人民币590万元，深圳市南方同正投资有限公司捐赠人民币300万元，作为基金会原始基金。

2009年6月15日，基金会与解放军总医院联手发起的“爱尔启聪中国行”大型公益活动启动。为新生儿实施听力及基因联合筛查，实现聋病的早发现、早诊断及早预防，降低我国聋哑疾病发病率。

2008年4月26日，首届中国听力事业高峰论坛暨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专家委员会会议召开。我国听力医学保健、听力科学发展以及慈善助残事业的大型高峰论坛，荟集了覆盖全国神经耳科学、耳外科学、听力科学、生物医学工程科学等各方面享有盛誉的近100名专家学者。倡议撰写《中国听力事业发展报告》。

2008年4月21至27日，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与中国总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临床听力医学中心的专家学者们在山东省残联、日照市人民政府及市残联、教委的联合协助下，为山东省日照市周边聋哑儿童及其家长进行了耳聋易感基因的筛查诊断工作。

2007年11月2日与中国市长协会合作，基金会启动了“中国贫困聋儿救助行动万人签名活动”，动员知名人士和公众为“中国贫困聋儿救助行动”倡议书签字。同步举行“七彩云雀飞进广东”慈善晚宴，获得100万元善款。

在北京分别举办了“助聋复康·燕山善宴”慈善晚宴，小云雀艺术团小演员募集到280万元善款。

2006年12月1日，与中国聋儿康复研究中心共同设立了“天才小画家”专项基金。突破单纯救助范畴，帮助听障儿童寻求发展。倡导残障人士自立自强。

2006年5月启动亲子培训班，编写培训教材3册，培训家长百余名。

2006年2月23日—24日，我会《贫困聋儿听力语言康复训练亲子培训班》项目入选由世界银行、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民政部主办的‘2006中国发展市场’。

2005年11月25日，陕西彬县聋儿接受基金会资助（奥地利人工耳蜗医疗电子仪器公司捐赠），由我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余力生教授主刀电子耳蜗手术。

2005年8月12日，“千手观音”邰丽华出任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爱心大使”新闻发布会在国家卫生部科技楼举行。卫生部及其他有关部委领导和专家学者出席了仪式。

2005年3月3日全国第六个“爱耳日”，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救助的听障儿童在京进行人工耳蜗手术，包括北京电视台在多家媒体进行大量新闻报道，促进公众对于听障儿童给予更多关怀。

2005年1月26日，嘉里粮油商务拓展（深圳）有限公司向基金会设立的“人工耳蜗专项基金”捐款人民币30万元，资助两名聋儿进行人工耳蜗手术。

2004年12月3日国际残疾人日，基金会副会长曲折、梁涛出席“复聪工程”人工耳蜗基金启动仪式，新华社发布全国通告宣传，大量媒体转载，自此公众对于植入人工耳蜗术有了新的认识，意识到听障儿童有了与健全儿童一样融入社会的可能。

2004年10月17—23日，由基金会发起，科研教育部承办实施，在全国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助听器选配师培训班”，特邀请解放军总医院、协和医院、同仁医院等著名教授为40名学员授课，经考试合格颁发结业证书。国家卫生部医政司、人事司官员参加了开课和结业典礼，为全国听力验配机构的专业化建设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2004年6月23日，基金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天籁再现”大型公益宣传活动新闻发布会，副委员长彭佩云及有关部委领导出席，组织委员会主席陶斯亮代表组委会讲话。千名聋儿手语唱国歌、观升旗活动。著名歌手韩红、孙悦、林依伦、沙宝亮等出席活动。

2004年2月20日—22日，应香港参加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香港）赴陕西省铜川市“爱心访问团”之邀，基金会秘书长梁涛先生率医疗队赴陕西省铜川市进行义诊活动，并向残联捐赠助听器。

2001年9月16—28日，基金会与国家科技部举办了“第一期发展中国家听力医学新技术国际培训班”，此次培训班由我国著名听力学专家为6个国家共22名学员授课，极大地促进了与发展中国家的相关行业间的听力医学技术发展与交流。

2000年12月3日基金会五周年，邀请出席会议的领导有：著名经济学家刘鸿儒、卫生部原副部长郭子恒、谭云鹤、曹荣桂、中国红十字会原副会长曲折以及企业各界人士；中央电视台、电台、报刊等新闻媒体；与会并邀请基金会资助的贫困地区10名听力康复的儿童代表出席。

2000年3月3日，值全国第一个“爱耳日”之际，我会组织医务人员在北京市王府井街头做了声导抗听力检测，并积极宣传防聋治聋科普知识、进行听力保健咨询服务。

1999年10月，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增选了谭云鹤同志为名誉会长、曲折同志为副会长。

1999年5月26日香港共济会梁经伦先生个人向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捐款5000港币。

1999年5月25日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香港）与香港共济会一行四人（廖美英、简安迪女士、梁经伦、蒂姆先生）向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捐赠了峰力助听器仪器设备，价值为22585美元。（峰力高增益超传真PPC-2助听器12台、瑞士峰力组别（单耳）无限调频系统（共12学生用）一套、手提实时真耳测验及助听器分析仪1套）。随后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与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香港）、香港共济会派人携带听器仪器设备送往徐州新沂市港头镇聋儿语训班，并看望了语训班的聋儿。

1998年3月2日，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香港）总干事雷湘萍女士受该基金会主席袁汉源先生委托，在听基会梁涛秘书长、市残联孙副理事长、申主任的陪同下对铜山聋哑学校、新沂市港头镇聋儿语训班的聋儿语训情况进行了考察。国内著名听力学家、全军耳鼻喉专科主任斐洪恩教授对听障儿童康复工作提出专业建议。

1997年12月5日，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香港）的成立。梁涛秘书长与香港慈善团体进行了工作交流，分别接受了《南华早报》、《星岛日报》、《大公报》和《文汇报》记者的采访，还在中国听力医学（香港）发展基金会总干事雷湘萍女士的陪同下参观了香港的聋儿康复机构。在港期间梁涛秘书长与香港热心社会公益事业的各界知名人士进行了广泛接触。

1997年7月30日，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社第一次常务理事会在昆明举行。出席会议的有：谭云鹤会长、副会长袁汉源、姜其温、朱福林、曲折、秘书长梁涛、常务理事陈玉琰、袁文锦、梁华萍、特邀专家；梁尚敏、徐其昌、卜行宽。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香港）雷湘萍女士，卫生部人事司官员张兆华女士，应邀新闻单位有、新华社云南分社、中新社云南分社、云南日报社、云南卫生报社、春城晚报社、云南教育电视台、昆明电视台等。

香港万裕集团董事局主席袁汉源先生向基金会捐赠了价值180余万元的仪器设备和救护车，徐州市的企业向基金会捐赠物资。卫生部曹荣桂副部长发表了重要讲话。

1996年3月23日，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在召开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新闻发布暨接受捐款大会。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涛汇报了基金会成立后开展的工作和中国儿童听力保健万里行活动的情况。

a) 卫生部副部长曹荣桂，民政部社团管理司刘治国、江苏省卫生厅副厅长郭兴华出席大会。

b) 江苏省徐州市人民政府王希龙市长、丁养华副市长和徐州市有关部门领导出席大会。

c)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副会长姜其温、袁汉源，秘书长梁涛，常务理事陈玉琰、梁华萍等出席大会。

d) 徐州市人民政府王希龙代表市政府向大会致词。

1995年12月7日，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发起的“中国儿童听力保健万里行”活动拉开序幕，首先组织医疗队，由谭云鹤会长，梁涛秘书长带队奔赴河北省易县、平山县老区、保定市、石家庄市等地，免费学龄前儿童做系统听力检测。

1995年12月3日，“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成立大会暨中国儿童听力保健万里行授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

a) 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卢嘉锡出席大会。

b) 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卢嘉锡、吴阶平、国务委员彭佩云、卫生部部长陈敏章为基金会题词。

c) 国家卫生部、中国人民银行、民政部的有关官员出席大会。

d)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会长谭云鹤致欢迎词。

e)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秘书长梁涛汇报基金会筹备工作情况。

f)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副会长袁汉源介绍了基金会领导成员和常务理事。

g) 常委会副委员长卢嘉锡与基金会名誉会长姜泗长（中国工程院医药与卫生学部院士）为基金会揭匾。

h) 常委会副委员长王光英讲话，对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

1995年4月6日，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在民政部获得准登记注册（社证字第1781号，社团代码：50001775）。法定代表人：梁涛。

1995年1月25日，中国人民银行银发（1995）20号文件批准成立“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

1994年8月8日，香港万裕集团董事局主席袁汉源先生向基金会筹备组捐赠注册基金和活动基金人民币210万元，成为第一个向基金会捐款的境外人士。

红帮文化的红帮人物

王才运，奉化江口王溆浦村人。

王才运父亲王睿谟，早期在上海做裁缝，至今保存完整的《王氏宗谱》，记述了王氏家族的历史。光绪庚子(1900)，王睿谟在上海站稳了脚跟开起服装作坊，为红帮早期创业者之一。

王才运，1879年生于王淑浦，13岁离家去沪当杂货店学徒。其时外籍驻沪者逐渐增多，而一些开始修补西服的裁缝因技艺不高而受外籍人奚落的事也常有发生，有志者便东渡日本，北上海参威、朝鲜等地学艺。王才运在杂货店三年满师后，恰逢其父王睿谟自日本学做西服返沪。亲属长辈见才运为人机灵，有股钻劲，便叫他改行随父学裁缝，专做西服。起初同样是“包袱店”，即用进口毛料零买零做，积累资金。当时的大多“包袱店”是来料加工，纯属手工作坊型，只赚些加工费糊口。而王才运的“包袱店”则是从备料入手，可让来店量制西服的顾客先行挑选面料里料，并备好纽扣等各种附件，配套缝制。店中融门售与加工为一体，恰好高人一筹，便有了较多的利润，初步积累了一些资金，遂在“包袱店”中脱颖而出，在上海小马路处租了间店面，开设了一家“王荣泰”西服店（“荣昌祥”的前身）。经过多年的苦心经营，有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人才的基础，又得到了浙江慈溪人潘瑞璋先生的资助，于1910年在南京路（即现在上海市中百一店原址）开设了“荣昌祥”呢绒西服号。

荣昌祥呢绒西服号为3层建筑10开间门面，店外灯光辉映，店内装饰讲究，在当时颇具气派。为扩大经营范围，王才运亲自到奉化家乡来物色人才，招收较为年轻而聪明伶俐的亲属乡邻当学徒，满师后即为职工。那时的“荣昌祥”已颇具规模，一楼铺面辟为商场；二楼前半部分经营呢绒批发，后半部分则为裁剪间、工场间和配料间；三楼一半仍是工场，一半为职工宿舍。这是当时沪上第一家有规模、有铺面又有工场的工贸合一的西服商店。开业伊始，因当时的南京中路、南京西路尚未开发，该店的地段尚属偏僻。但民国以后，市中心逐渐向西延伸。并随着发辫剪割，服饰趋新，穿西服者除外籍人士外，国人如官僚买办、律师教授、医生商人、洋行职员、驻外使节、富家子弟、洋场阔少及留学生等都赶起时髦来。一时西装革履蔚然成风，这是第一次中国西服热。于是，“荣昌祥”在规模和档次上又上了一个台阶。王才运第二次从家乡招去大批学徒，又从日本、朝鲜等地聘来华工师傅精心传授西服工艺，可谓博求人才，广育后辈。其盛时拥有职工100余名，其中商场30余人，工场间及裁剪人员70余人。经营范围除扩大呢绒零剪和批发外，以定制西服为主业，兼营西服所需的各类配套商品及饰物，诸如衬衫、羊毛衫、领带、硬领、领结、领夹、呢帽、“开普”帽、吊袜带、皮鞋、鹿皮绒鞋罩直至大衣、礼服、晨服、睡服等应有尽有，花色俱全。单以袖口纽及领带夹为例，就有银质、14K镀金、18K包金等不同的规格。1916年，王才运合伙三人拆股，“荣昌祥”独资达10万银元之巨，成为当时上海最著名最完备的呢绒、西服及西服配套产品的大型专业作坊和商店。

王才运出身裁缝门第，他从不满足于现状，墨守成规，而是博采众长，兼收井蓄，不断进取。为提高西服的档次，增强与外商的竞争力，他一方面从英国订购西服样本，使产品不断更新换代。另外，又从日本、朝鲜、海参崴等地重金聘请出类拨萃的华工裁缝，还通过“怡和”、“孔士”、“元祥”、“石利路“等洋行，向英国、意大利等国厂商定货。高档的备料，充裕的货源，为“荣昌祥”的发展奠定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条件。高超的技术，周全的服务，使“荣昌祥”在中外顾客中建立了卓著的信誉。随着“荣昌祥”的繁荣昌盛，南京、北京、天津、汉口、青岛、广州、厦门等各大城市的客商，纷纷前来选料定货。

王才运的“荣昌祥”，伙计和学徒大都来自奉化王溆浦，有子侄一辈的，也有外甥、外甥婿等亲戚。他深知“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不管是亲非亲，同等待之，从严管教。凡初涉西服业者，一律先到工场实习，在学会服装结构、裁剪技术和缝纫手艺后，再视其品行和特长，有的留在工场当工人，有的分配到店堂做营业员，有的做管理人员。去工场的，先要拜师，然后按西服的一道道工序，循序渐进。掌握各种面料的性能，各种服装的款式，按顾客的身材、气质，灵活运用，谨慎操作，精心缝制。到商场的必须学会量、算、裁、试4项基本功，练习过硬本领。王才运还聘请文化教员，店堂打烊后，即组织学徒学习国文、英语、珠算、会计等课程，并明立制订了18条店规，严格管理员工，文明热情待客。王才运培养了服装行业不少优秀人才，从“荣昌祥”出去自立门户的有20余人，其中大多在南京路开西服店，与“荣昌祥”遥相呼应。王才兴、王和兴兄弟，开设王兴昌呢绒西服号干南京路807号；王来富，开设王荣康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815号；王辅庆开设王顺泰呢缄西服号于南京路791号：王廉方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于南路781号；王士东、周永升合资开设汇利呢绒西服号于南京路775号；王正甫、王介甫兄弟开设洽昌祥西服号于广西北路346号；王继陶开设汇丰西服号于静安寺路429号；孙永良开设顺泰祥西服号于贵州路；王增表开设开林西服号于南京路957；王丰莱开设王荣康西服号于重庆路。他们都在南京路的繁荣和西服业的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王才运呕心沥血，为红帮裁缝这支队伍的壮大和总体素质的提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身处十里洋场的王才运，目睹各国租界和帝国主义的肆意掠夺，心情十分沉重。1919年，他以崇高的信誉和“荣昌祥”的品牌，被公推为上海南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总会副会长，并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董事。在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他以一个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和爱国情感，积极响应五，声援斗争，领导南京路商界参加罢市斗争，又竭力抵制日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和帝国主义蚕食中国的嚣张气焰。1926年春，王才运为实现“不买不卖洋货”誓言，他决定弃商归里，把“荣昌祥”交给王宏卿经营。王才运把大部分资产以分红的形式分给门生子侄们，这批昔日“荣昌祥”职工有了分红资金开始自立门户，独立打拼，形成了红帮裁缝在上海滩百舸争流的场面。王才运携家眷离沪回乡，被人们誉为“模范商人”。这表明王才运在红帮人中享有崇高声誉。

1927年王才运被公推为鄞奉长途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筹备主任，王才运不负众望，全力以赴，为早日实现甬临线旅客往来自由而尽心尽责，后浙江省公路局要将此段公路收归省办，并委任王才运主任之职，因王才运不愿与官方合作而推辞。王廉方，江口王溆浦人。他所创办的“裕昌祥”是当年上海南京路6家西服名店（“荣昌祥”、“王兴昌”、“王荣泰”、“王顺泰”、“裕昌祥”、“汇利”）之一。这6家西服店主均来自奉化王溆浦村，上海人称之为“南六户”。“裕昌祥”店面与“荣昌祥”隔路相望，其规模虽略小于“荣昌祥”，但却有其自己的经营特色。王廉方也是当时很有名望的爱国商人。

王廉方于20世纪初在堂兄王才运的帮助下，念完私塾即赴上海，寄居“荣昌祥”学艺，因其年轻好学，不久便当上了帐房，且学得一手“左手称盘右手笔”的绝技，店内记帐、盘存、核资，他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显露出理财的天资，几年后，不仅善理帐籍，且精西服的经营之道。1915年春，王廉方拜别堂兄王才运，在南京路781号开设“裕昌祥呢绒西服号”，四开间门面，中英文招牌，一楼当店堂，二楼是作坊，三楼为卧室。

“裕昌祥”始办时，专做西服，产品单一，和别的西服店一样，或来料加工或看样定制，兼营少量呢绒。民国初年，繁琐的封建婚礼开始改革，简化仪式，又募仿西洋的婚礼服，当时上海一些著名学校的师生带头发起集体婚礼，时称“文明结婚”，新郎穿燕尾服，新娘披婚纱。然而，这—袭礼服，尤其是号称大礼服的燕尾服，价格昂贵，婚礼中只穿一次，就垫箱底了，实在遗憾。王廉方从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别出心裁地及时推山婚礼服出租业务，博得了社会的欢迎，名利双收。

经过几年的商场搏击，“裕昌祥”发展到有员工近30人，逢旺季还得另雇员工加班加点。日积月累，资本增多，王廉方凭着理财和经营的天资把重心由西服转到呢绒生意上来。并与女婿邬荣甫联手，王廉方在外进料接洽业务，女婿在店内分理销售，零批兼营，大小生意一样对待。如此运作，自然生意兴隆，“裕昌祥”的营业额也大幅度增加。

1941年，其子王嘉植于光华大学附中毕业，此时，王廉方因积劳成疾，于是让儿子接替了他的事业。儿子因少时即对西服和呢绒业务耳濡目染，又有文化，不久便挑起了大梁。

王廉方在其儿子接班后，便将精力放在新兴产业和社会福利上。先后开设了“大华氧气厂”、药业银行、“富华保险公司”等实业。他爱国爱乡、热心慈善事业，急公好义，德高望重，在沪奉两地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举其要者如下：

（一）声援纳税华人会

1921年元月，上海公共租界的华人组织华人纳税会，函告公部局，推选5名华董作为顾问，进入工部局就职，以争市民权，体现爱国心。经过半年交涉，进展缓慢，西方列强推三阻四，企图取消华人纳税会章程中的某些条款。以王才运为首的南京路商界联合会团结民众，奋勉催进，王廉方褒贬是非，爱憎分明，挺身而出，大声疾呼，在几次会上与余华龙、倪念先、万选青、费杏庄、王海永等慷慨陈词，就华董顾问就职问题，列论是非曲直，理正词严，痛斥帝国主义，表现了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大无畏的斗争精神。

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成了“孤岛”，日寇派飞机疯狂轰炸闸北、南市区，大批难民流连失所，有的里逃生到租界避难。王廉方与热心人士一起举办难民收容所进行救济。以后又为抗日的十九路军办过伤兵医院，他几次冒着呼啸的子弹，抢救受伤战士，支援衣物食品，鼓励部队抗日。

（二）资助奉化孤儿院

王廉方羁旅思乡，始终关心奉化的社会公益益事业，热情扶持慈善事业。在担任奉化旅沪同乡会会长时，他扶贫济困．乐善好施。又投资鄞奉汽车股份公司，促进家乡的交通运输业的发展。

1926年4月，奉化在育婴堂基础上创办孤儿院，救助县内困苦颠连的孤儿，教育引导他们以学自立，增进才智。但民生凋敝，又盗贼四起，困难重重，王廉方闻讯带头认捐，一次捐赠310元，后从1930年起，每年资助60元。孤儿院以“忠恕勤俭”为院训，开展勤工俭学，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孤儿成人自立。同时，他又捐款捐田资助家乡的溆浦学堂。

（三）筹建同业公会，兴办职业学枝

1997年，上海市成立了西服业同业公会．王廉方出任公会理事长。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然行业，王廉方走马上任，不管事务纷杂，家业牵累，团结本业同仁，促进西服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45年10月，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以江辅臣、夏筱卿、唐琼相为主，奉命整顿。1940年3月，借宁波旅沪同乡会会所成立了“上海市西服商业同业公会”，会上经民主选举，6l岁的王廉方又一次出任理事长。在两年的任期中，他信守“独木不成林，店多就成市”的古训，虽近老年，但在王宏卿、陈汉泉等17名理事监事配合下，他经常出入南京东路大庆里40号会所，对公会下设的西服组、海员服装组、调查科、财务科、总务科和同业福利会、劳资协调会作具体指导，上承下达，任劳任怨。他经常抱病工作，四处奔波，为维护同业的福利和业务的开拓，作山了贡献。两年以后，他虽然不担任同业公会理事长，还兢兢业业，关心和支持公会的重大事务。在王宏卿等创办上海市西服工艺职业学校时，他捐款1120万法币．作为建校基金，不收回报，后来得知学校开办经费紧张，购置设备困难，他亲自出面与“先施”、“新新”、“永安”等南京路上的4大公司协商，恳请他们慷慨资助。王宏卿（1900－1972年），江口王溆浦人，原名嘉让。15岁遵父命从家乡至沪，随族叔王才运在“荣昌祥”当学徒。在师傅的严格训导下，王宏卿学习奋发，技艺绝佳，且能用英语熟练地同外国客户洽谈业务。3年满师后便在“荣昌祥”当伙计（营业员），工作认真负责，深得王才运的喜爱。

“五卅”后，王宏卿受师傅委托，接替了“荣昌祥”。他悉心改进企业经营管理，改变过去的经营方式，并进一步开拓团体制服业务，发展留学生出国西服生产，承接铁路员工号衣和航空军校学生制服等订单，后又承制军服、雨衣，增大呢绒批发量，使“荣昌祥”始终保持了兴旺发达的势头。

20世纪30年代初，广东巨商筹建大新百货公司大楼，择址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其中包括“荣昌祥”的店址在内。“荣昌祥”得到一笔赔偿金后迁至原址对面营业。由于仅有低层铺面，无法开设工场，于1933年再次迁到南京东路782号。新址系一幢双开间假3层房屋，比较宽敞。五宏卿信心倍增，精心装修，分设商场、试样室、帐房间、经理室、裁剪间、上下两个缝制工场、职工宿舍及休息活动场所，又调整了经营范围，确定以呢绒西服、团体服装为主业。

名师出高徒，“荣昌祥”先后培养门生林天石(后任志翔服装厂经理)、蔡和鸣(后任中国皮鞋店经理)、李舜耕(后任景华西服商店公方经理)、胡沛天(后任春秋服装商店公方经理)、水永铭(后任上海丝绸公司批发部负责人)等20余人。还派遣蒋月卿去日本学习西服专业，向欧美长期订购西装时新样本，及时了解世界流行款式，使“荣昌祥”的工艺、款式，质量不断提高，走在同行前例。王宏卿又将欧美新出版的西装时装样本，分售给同业客户，使同业共同获得国际服装新潮流新信息，促使同业共同提高。同时扩大承接军服及团体服装业务，做铁路呢制服，他派专门技术人员在铁路沿线各站，按人量体，务使铁路员工穿上合身的制服。这种服务方式深得铁路当局及职工的好评。为了做好出国留学生出国前西服定制工作，“荣昌祥”每年派出技术人员去北京清华、燕京等大学为学生量体、试样。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王宏卿会同周永升（汇利西服店经理）、莫高明（亨达利钟表行经理）、毛钊炳等著名商人到内地，克服种种困难，筹建华南被服厂，为抗日出力。先在汉口，后迁香港，再至祁阳等地办厂，生产军需服装、被头、水壶等物品，供给前方将士需要。“荣昌祥”仍留上海继续营业，为了前方的需要，他从上海抽调了一批技术管理人才、缝纫设备和原辅材料，支援华南被服厂并提供后勤保障。华南被服厂虽屡遭敌机轰炸，但仍辗转内地，坚持生产。从王宏卿身上，充分体现了民族工商业者的爱国主义精神。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王宏卿回到上海，重理“荣昌祥”业务，并悉心整顿，重整旗鼓。又开设了“华东雨衣厂”和“光华皮鞋店”，使“荣昌祥”的业务量得以不断的增加。

王宏卿在担任上海市同业工会理事长时，殚精竭虑，为西服事业的发展尽心尽责。他多方奔走、协调，并在同业公会中集资，在宋公园路开办了上海市西服职业学校，学生由同业公会内每个会员企业单位保送。学生免费学习，学费由保送会员单位支付，使学员一心一意学好西服技术。该校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培养出50多位西服技工，促使全行业西服制作技术更上一层楼，对培养西服业专业人才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王宏卿以自己在社会上的合法身份，积极拥护和平民主主张，他的经理室经常成为中共员蒋本箐、潘念之等人的秘密会议场所。有一次国民党派在南京路西藏路枪杀“银元贩子”(实际是进步人士)时，而附近的“荣昌祥”经理室里同志正在开会，却安全无恙。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王宏卿在做好繁重的企业工作外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49年后曾被选为上海市人民代表、市工商联委员、市西服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在支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购买折实公债、申请公私合营、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他均以身作则，积极带头，为带动同业作出了贡献。1953年因“左”的路线影响，王宏卿蒙受了不白之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得平反昭雪。余元芳，白杜泰桥村人，8岁上学，小学毕业后，托人介绍，去上海王升泰西服店学艺，因战乱两次回家避难。1941年满师，考入上海南京路王顺泰主管业务和裁剪，并以出众的才华和技艺深受老板的赏识和职员们的称道。抗日战争胜利后，年轻有为的余元芳离开了王顺泰，自立门户，以一身好手艺招来了一群群客户临门。当时，好些国民党的高官都上门找余元芳制作西服，如张嘉璈，贝聿铭之父贝祖贻，李鸿章侄女婿刘攻尘等。

1949年2月，与其兄余长鹤在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一楼大厅开设波纬西服店，承接各国领事馆、美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制服业务，一时门庭若市。5月，上海解放，西服生意清淡，余元芳便至香港另找门路。后因当时大批苏联专家支援我国建设，就住在上海大厦，经常到波纬做西服，有时一天能接40多套业务，余长鹤忙不过来，于是叫余元芳重返上海联手。当年6月初，余元芳进入波纬，男女服饰全做。并以精工细作、款式新颖、交衣及时而颇受好评。当时的陈毅市长，刘晓书记，潘汉年、盛丕华副市长，以及华东局的、吴克坚、魏文伯、陈丕显、等先后找余元芳定制过西服，一时波纬的店堂外面，小轿车首尾相接，顾客应接不暇。

1955年，印度驻华大使小尼赫鲁在北京做了西服，接连改了几次，仍不满意，专程赴上海重做，上海市政府便委托余元芳担此重任。余在两天时间内就做好西服叫小尼赫鲁试穿，结果十分合适。回京后小尼赫鲁与彭真说起此事，面临日益频繁的外事交往，彭真市长指令到上海挑选一批服装名店和技师来京，带动首都服装业。

1956年4月底，余元芳、余长鹤和波纬14名职工到了北京，安排在新落成的前门饭店。考虑到外宾和中央领导能就近制衣，第二年，波纬搬到东交民巷28号，并与迁京的万国时装合二为一，由余元芳任经理，于1957年4月18日隆重开业。

波纬服装店背靠外交部，面向使馆区，出入中南海，可谓顾客云集、名扬京师。好多业务都是直接为中央领导和外国元首服务。余元芳先后为、、、、、、郭沫若等党和国家***制作过一套套西服、大衣、中山装等服饰，为刘晓、黄镇、、伍修权、丁国钰、徐以新等外交使节和西哈努克、恩克鲁玛、卡斯特罗等外国元首也做过西服。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周总理的内衣外套，几乎都出自余元芳之手。每逢出国访问，或参加重大国际会议，或会见外国贵宾，周总理总是委托余元芳准备中山装或西服。1964年，余元芳被周总理安排到会见厅，目测来访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妻子、王子。随后，余元芳便为他们三人做大衣和西装。过了两天，衣服交货，西哈努克一家穿上后拍手叫绝，可见余元芳技艺之精。

1964年4月，偕夫人王光美出访东南亚4国，随同出访的有外交部长陈毅,副部长黄镇、乔冠华和外事办的官员共百余名，他们的西服都到波纬来定制。余元芳率领10多位一流的裁剪、缝纫技师，下榻钓鱼台国宾馆，夜以继日突击工作，出访前所有服装相继完工，受到的称赞。主席访问了印度、缅甸、柬埔寨、越南回国，准备下一轮赴印尼访问。在昆明作短暂停留时，主席吩咐外交部用专机接余元芳到他的住处，再给他的服装作了一番修改。中，主席遭批斗至，余元芳被戴上资本家帽子，遣送回乡，与他的妻子一起在奉化“劳动改造”整整7年。到1973年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此时波纬服装店已更名“红都”，余元芳老经理复出，被任命为顾问，直至退休。据奉化市江口镇王溆浦村《王氏宗谱》记载：“昌乾公，从事工业，先王母俞氏，以纺织佐之，艰苦度日。昌乾公逝世时，二子睿谟公，字立华，仅7岁。王睿谟13岁时，继承昌乾公家业，工余做小贩,补家用不足。王睿谟24岁结婚后，赴上海工作。”他37岁时，伯父病危，二家合而为一。家中生寡食众，王睿谟仍在上海就业。打工之余，凭他做裁缝活的本领，经常做些衣服，赚钱补贴家用。王睿谟39岁那年，适逢日本明治变革，产业发展，劳动力紧缺。王睿谟打算东渡打工赚钱，维持全家生计。开始，他的主张遭母亲拒绝。后来，由于上海生意萧条，王睿谟走投无路，再三恳求母亲让他去日本，终于得到允许。大约在1885—1886年之间，王睿谟在日本勤学苦练，掌握了做西服的一些诀窍。1891年，他与几个同乡回到国内，当时正值上海租界扩展，西服业开始成为热门行业，他从早到晚，四处奔波，为人缝制西装。儿子王才运13岁时，王睿谟即带他到上海，安排在一家西服店当学徒。满师后，经过几年艰辛努力，于1900年在浙江路、天津路交汇处的忆鑫里附近，父子俩开办了“王荣泰洋服店。”该店曾为徐锡麟做过西服，王睿谟根据徐锡麟的要求，用了三天三夜时间完成。

王睿谟、王才运父子在经商致富后，积极投身公益事业，捐款兴修水利，造桥铺路。1920年王睿谟出资银元2800多元，重修了江口东面的寿通桥，在甬临线未开通前，此桥是溪口、新昌、嵊县等地从陆路赴宁波必经之桥。1860年以来，奉化屡次遭受大水灾，灾民蜂拥，流离失所，王睿谟、王才运父子积极捐款赈灾。1924年元月，王睿谟临终前嘱咐王才运把家乡的田拨出120亩，其中100亩田租收入，供20名贫寒子弟免费进入溆东学校，岁助学费百元。江良通是奉化市江口前江村人。

江良通于19世纪后期东渡日本学艺，在横滨与开西服店的宁波老乡经常探讨制作西服的技艺，1896年学成回国后在上海静安寺路407号开设“和昌号西服店”，这是华人在上海开设的首家西服店。江良通是红帮裁缝早期的创业功臣。

江良通在发家致富后积极回报桑梓，当年江良通和兄弟江良达捐资16000元，另助田123亩创建锦沙小学。锦沙小学在民国年间是奉化校舍完备、设施齐全、师资强大的小学之一。该校有二层走马楼式校舍23间、会议室和63米风雨操场。

江辅臣是江良通的儿子，毕业于上海的法国教会学校“圣芳济学院”。此校创办于1874年，1880年起开始吸收一些中国学生，1901年起开设中国部。

由于江辅臣自幼接受东西方两种文化教育，懂得外语，这对经营西服业十分有利。江辅臣毕业后，其父就让儿子继承他的事业，让他担任“和昌号”经理。此店一直开到20世纪40年代。店内盛时有从业人员11人，其中技术人员7人。当时的“和昌号”一直以技工多、技艺好而著称沪上。

江辅臣从20年代起，还担任了数届上海市西服业同业公会的领导职务，为“红帮裁缝”在沪上的发展倾注了不少心血。